光伏废弃物回收将成为新兴市场

⑨狄金华、郑丹丹：《伦理沦丧抑或是伦理转向——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载《社会》2016年第1期。

与劳动教养、拘留所和监狱等监管场所不同，收容教育所里的生活费等需要由被收容者自己负担。但《亚促会》和记者的调查发现：性工作者付给警察和中间人的钱，远远超过罚款。

进入拘留所后，警察在第二次做笔录时，再次提示她这次办出去需要交5万元，否则就要去收容所再待半年，从那里办出来就要10万元了。据中国性工作者机构网络平台人士透露：‘一线城市执法相对文明，警方往往为了完成工作量而抓人，不乱收罚款。黄海波嫖娼被抓，北京警方为何不依照2012年10月26日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罚，而是翻出1993年9月4日国务院颁发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予以惩戒我们不妨看看最近连续发生的两个隐性权力腐败案例。所有这些特权，其实最终也会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相关特权组织成员个人的利益。

相信人们仅凭常识就能看出来，尽管其中一人有自首情节，西南某市有关法院检察院办的这个案子仍然不失为一个在公权力机构内部彼此关照，对刑讯逼供犯罪行为无比体谅、宽大无边，深恐挫伤侦查人员某种积极性的处理结果。3.隐性权力腐败行为社会危害性甚大，但因为其所造成的损害是间接的，因而难以为非专业人士所洞察。有鉴于此，我们提出了回应性法治，可以很好地应用于社会矛盾解决与社会管理创新之中。

同样，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来源：《团结》2014年第2期。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社会不公平，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和行业差距仍在扩大。  二、回应性法治与法治政府的建设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我国坚持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取决于我们党的伟大领导，更取决于我们党始终坚持制度建设、坚持法治建设，从而才能够从容应对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才能够从容应对世界视野中的全球问题、信息问题与风险问题。

生态破坏、资源浪费、竞争无序、权力腐败等问题也比较突出。应该引入竞争机制，实现候选人的竞争性参与。

第一，改革选举，增强公民选举的影响力。进入专题： 回应性法治 法治政府 依法治国 。面对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各国政府承担起了治理责任，在充分意识到政府知识有限性和政府行为可能带来的风险的前提下，提高政府行为的前瞻性与科学性，并通过危机管理常态化、建立广泛的社会合作机制等途径尽可能降低风险的不利影响，提高风险治理的有效性。第三，健全公民监督制度，增强公民政治参与的监督能力。

值得指出的是，法治建设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将随着调整对象的变化而不断升华。体现了中国法治理论的实践特色、时代特色、全球视野与民族特征。正如西方著名学者罗尔斯所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我们认为未来适应中国科学发展、能够实现公民幸福的法治理论可能就会与先前仅仅建立规则、强调公民守法不同，中国新型的法治观将不仅仅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宪法为依据，强调法治适应社会和政治环境，把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而且还强调法治对社会回应、调适的能力，以人的幸福为本，时刻关注民心与人民的幸福感，群众才能永远和我们站在一起，在理论上要成为一种回应性法治。

一、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及建设法治政府的意义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信息社会、风险社会以及全球化的浪潮，从技术上、社会上、经济上、文化上以及政治上给世界各国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与契机。从法治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看，法治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民主政治是法治的前提与基础，从根本上说，民主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互为条件，不可分享，它们共同构成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

欣喜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奔向现代化的征途中，不仅已确立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念，而且已确定了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方针，开始了建设什么样的政府、怎样建设政府的积极探索。以科学发展、民心幸福为核心的回应性法治观念，为中国法治建设带来了新的理论气象，新的思想资源，新的发展思路，新的治理理念。

从这样的理念出发，我们去思考什么是发展、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法治、如何衡量与创造幸福，才能找到中国梦的本质与深刻的时代意蕴。即法治的建设离不开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的核心就是公众的参与，而这一点正好与回应性法治不谋而合。回应性法治，是将公民性作为维护公共秩序的标准，把维护、发展公民参与和公民意识作为核心价值，以此建立起一个尊重和包容个体和多样性的道德共同体，回应性法就是把法律放在若干个不断伸缩的同心圆的中心，法律通过政治协商把处于外延的价值吸收进来，然后又这些价值放射性地推向社会，并灌输到制度安排之中……回应性法治和政治紧密相连。这在客观上要求通过法律制度的建构来助推社会转型进程。公民参与政治也需要制度设计，这一制度是否与时代发展相适应，是否符合大多数民众的意愿，是否符合公平正义，是公民有效参与政治的保障。总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化，特别是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问题越来越艰巨、面临的环境越来越复杂，建设什么样的政府、怎样建设政府正在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并给予科学回答的一个重大课题。

社会结构多元、新旧体制交替、利益快速分化、思想观念巨变，社会冲突频发、社会风险日益加大，我们正经历着一场艰难的社会转型。进一步明确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和突破口，既着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又努力使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创新有机衔接、协调推进，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大动力。

坚持总体规划、统筹协调、系统推进，保持改革措施的连续性和配套性。在这个过程中，法治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法治除了规范、保障、指引全球社会、信息社会、风险社会的建构之外，还包含着丰富的法治理念，尤其是崇高的法治信仰和法律文化，其不仅仅是预防和治理风险社会的根本手段，更是建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实现幸福的最有力的内在驱动力。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不容忽视，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顶层设计，从经济领域到政治文化社会领域，今天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一个全新阶段。第二，完善公民听证会制度，增强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影响力。

我们有必要运用法律手段，通过制度建构来促进社会公平，提升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提高政府管理的民主科学程度和改革的理性，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冲突，确保社会的平稳转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就法治建设发表重要论述，进一步指明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方向和道路，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对推进法治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政治讨论确定了法律的目的、价值和原则。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正像真理是思想的第一美德一样。

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对于法治无疑具有基础意义。而6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程，也正是从立法开始的。

高秦伟，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发人深省：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

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的最大目的就是政府与人民的合作、和谐，怎么合作、和谐？政府要回应人民的需求，政府要实现善治。进入21世纪，中国的法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

借鉴国外经验、立足中国实践，我们认为唯有法治特别是强调法治政府的建设，才能够解决我国当前一段时间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才能够建立更加公正和谐、科学发展的社会，才能够建立共同的价值体系、实现个体幸福。回应性法治可以回应当前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需求。然后回应性法把这些价值以灵活和参与的方式应用于实践之中。经济改革带来了社会的深刻变革。

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多么雅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要通过法治建设，把促进社会价值体系的建立、培养社会成员公民责任和自我管理能力作为核心目标，立足经济发展而不搞绝对的GDP崇拜，那么无论是政府还是整个社会，都会成为具有良好公民责任的个体或者组织，而不只是利益的计算者，那么我们将会拥有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的社会。

现阶段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形式与途径主要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四个方面的内容。以风险社会的形态为例，该理论是德国学者贝克于1986年提出来的，但之后没过多久，在全球范围内，战争、恐怖主义、犯罪、食品安全、突发事件、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无不表明风险社会已然来临。

为此，必须不断完善公民政治参与机制，拓宽公民政治参与渠道，为构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建设法治政府的新实践、新发展，迫切要求我们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形成科学理论并用以指导新的实践。